朱德儿媳赵力平与朱琦结婚始末:贺龙代表组织“逼婚”
  • 2017年04月11日 http://www.js0573.com 信息来源:新浪历史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口述/赵力平,采写/周海滨。刊发于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2年第15期。


  我1926年出生,老家是河北定县大定村。我父亲赵鸿儒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,大哥赵士珍、二哥赵士斌也都参加了革命。

1944年,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。我们校部有一队二队,我在二队。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,队部里头有几个人坐着,有个男同志,当时也没介绍他是谁。人家看我,我没看他。他走了以后,校部说没事,让我回去。

  第二天,顾玉玲指导员问我说:“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?”我说:“上次那人啊?我没看他呢。”指导员告诉我那是谁,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。我说:“我现在多大呀,18岁,太小了,不行。我们那有风俗,找对象得通过父母,父母不同意还不能结婚。”当时我一直没同意。

  后来我问我一个同学,也是好朋友:“你说,指导员给我介绍对象,是总司令的儿子,我跟不跟?”我朋友说:“那么大的官肯定不跟,大官不自由。”朋友们都反对。

  几个月以后,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了。我从女生大队调到了七分校校部,分配在队列科当参谋,负责统计工作,归朱琦领导。我工作上向他汇报。天天见面,那时我还是坚决不同意。

  有一次,他说:“咱们两个怎么样啊?组织跟你谈了吗?”我说:“谈了,不怎么样。你们家官太大了,我们家是老百姓,不行。”他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。

  其实,我对他的印象还行,比较热情,也挺客气的。

  1945年9月,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,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。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师司令部,他当通讯科科长,我是文书科参谋。

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谈话,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,这是交给他的任务啊。贺龙和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没事吃了饭就说,小赵出去遛遛吧,遛遛就问我想好了没有。

  有一次,贺龙跟我谈话说:“咱们快进张家口了,小赵,你们两个的事定下来,定下来我们就进张家口了,不结也得结,结也得结。同意不同意?什么时候结?”他说:“我是司令员,我说了算,我签字,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。”他拍着桌子说:“怎么还没同意,还等什么?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,朱琦哪不比你好?马上结婚!”

  说完,贺龙就写了一张条子:“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。”边写边说:“这是你同意的,可别说我逼你的,我没逼你。”

  条子写好后,交给了政治部,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。

  1946年3月23日,我们在丰镇结婚。晋绥军区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,摆了五六桌,差不多三十多个人。贺龙主持的婚礼。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:“我的任务完成了。”

  进了张家口,我们照了结婚照,朱琦给他爸爸一张,我送给舅舅一张。解放后,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,发现都没有人了,肖妈妈的亲弟兄、孙子辈都没有了。

  大约一年后,1948年8月,我才第一次见到爹爹和康妈妈。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,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。

  见面时,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,待人和蔼,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,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。我心里一下踏实了,拘束感也消除了。

  康妈妈还笑着说:“你们早点要个孩子吧,爹爹喜欢孩子。”我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,出生三天就早夭了,由于怕引起他们伤心,我们没有告诉两位老人。

  不久,铁道部需要人,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。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,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先当练习生,后来又当火车司炉,三年后当副司机,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,学会了开火车。

  1949年天津解放,我参与接管了伪中央银行。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随后成立,我担任组织科科长。1957年,干部支援文教系统,我被调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,一直做了17年。

  那时候让你上哪,你从来不会说我不愿去,让你去你就去。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将近50年没动过工作,也不敢要求调动。我想调也不敢说。我爱人在北京,我在天津,这么来回跑,又辛苦。我星期六晚上十点了回北京家里,休一天,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。他在铁路,我坐火车不要钱,就这点方便。有时候星期天晚上回来,有时候星期一早上六点坐火车回来。

  后来,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。上世纪50年代初,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。在北京与北戴河间的往返中,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。

  一次,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,他还未离开机车,就接到通知:“朱琦同志,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。”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,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,来不及收拾,就匆匆赶到会客室。

  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,烧的是煤,朱琦手上、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,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。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,爹爹走了进来。朱琦这才知道,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爹爹。

  从司炉干起,朱琦一直到“文革”前夕,才当上北京铁路局车辆处的处长。

  1950年,我又怀孕了。孩子降生之际,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,攻占了汉城。于是,爹爹给孙子起名“援朝”。爹爹和康妈妈一再要帮我们带孩子。我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,送到了北京。

  一年后,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。此时,双方已开始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,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,但和平前景可瞻,因而爹爹为他取名“和平”。

  和平刚8个月,就被送进了中南海。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,我们的周末和假期,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。

  爹爹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,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,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,家境困难。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,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。

  如此一来,孙子、外孙、侄孙们聚在一起,有十五六人了。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,将近20人。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一起吃饭,就得挤满两大桌。

  当年,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,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,就是爹爹家、刘少奇家和陈云家,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,需要接济的亲戚多。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,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。

  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一级工资,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,他们拿的都是四级工资,也就是400多元。

  在那个时候,任何一层的领导人,除了死工资外,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。和党政干部相比,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,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700元。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。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为辞,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。

  朱琦在“文革”中受到了很大的牵连。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,他们整不着爹爹,就拿朱琦撒气,批斗、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。

1969年6月,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“五七干校”学习。当年年底,他从山西回来后,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,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,一直干到1972年,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。

  恢复工作后,由于劳累,也由于“文革”这几年的折磨,朱琦患了心脏病,在家休养。

  1974年6月的一个周一,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,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,突然感到不舒服。等我赶回家,他已经走了,没有留下一句话。孩子们都不在家,他们都当兵去了,我一个人在家。朱琦走时,只有50多岁。

  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,只说“朱琦突然犯病了,在医院抢救”。6月20日,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,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,康妈妈才告诉爹爹。

  那天,爹爹显得很虚弱。看到爹爹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客厅,我忍不住就哭出了声。爹爹看着我,喉结动了几下,好像要说什么,但一时没有说出声。这时,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,轻轻地拍了拍我,示意别再哭了。爹爹说:“你们开始不告诉我,这不对,我就这么一个儿子,这么年轻就走了。他上过中央党校,受过高等教育,走得这么早,太可惜了。”

  最小的儿子被执行死刑

  我1988年12月底正式办理离休手续。我一个人在天津,身边没有一个子女。我打了个报告,1996年才调到北京。

  1983年“严打”期间,天津一天内处决了82人,国华就在里面。国华1957年出生,出事时才25岁。他不是什么天津人民银行的行长,刚毕业的大学生,在天津铁路系统工作。与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。

  国华不爱说,不怎么出去,他喜欢画图,制作写字台、单人床,像个“小木匠”。家里也不像人传的那样,地上有地毯,桌上有电视机,都没买。

  当时的形势是“严打快打”。当时有人说把责任都推到国华身上,朱国华有他爷爷朱德,肯定不会难为他,国华被推到最前面,结果其余人被放,最年轻的国华被枪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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